尽管当代有了区块链技术，但中心化依然是当下社会的主流。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领导人和组织骨干，人们都希望他们是真正的人才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人才是怎么选出来的呢？


      有关于人才的选拔历史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。传说尧在位七十年，年老时想选接班人，左右的人向他推选了舜，理由是舜的家里“父顽、母嚣、弟傲”，但舜依然能“和以孝”，于是尧将娥皇、女英嫁给舜，仔细地考察他的品德和才能，最后传位给舜。若干年后，舜用同样的方法传位给治水有功的禹。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历来是帝王佳话，但实际上“尧幽囚，舜野死”，历史残卷中的蛛丝马迹显示，禅让只是一个童话故事，权力交接的真相依然是残酷而血腥的。


      到了周朝，中国已经开始设立学校。学习七年，视其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；学习九年，能知类通达，谓之大成。中国人的教育事业在当时是世界领先的，但这些都是贵族们的日常，底层人民并没有入学资格，学习不能成为社会阶层跨越的阶梯。


     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。在那个年代里，普通人只要家庭财力尚可，都可以拜师求学，而且即便家贫也不太要紧，箪食瓢饮身居陋巷的颜回也能成为孔子的得意门生。不过，虽然求学之路打开了，仕宦之路却依然艰辛。学有所成之后，要想找份体制内的工作，就得周游列国，游说诸侯，若是空手而归，则难免会遭遇“妻不下纴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为言”的凄凉场景。


      秦统一无疑是对中国历史最吊诡的嘲讽与伤害。彼时书是万万不能读的，读书人的前途就是被坑杀。普通人要想出人头地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军。秦重军功，士兵只要斩获敌人“甲士”一个首级，就能获得“公士”的爵位，并且还有田宅奴仆的赏赐，斩杀的首级越多，爵位越高，这是典型的人头经济。秦的这种制度导向使秦军所向披靡，但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都只能在战争中谋求未来，那么势必不能长久，毕竟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”。


      自秦以降，从两汉到魏晋，中国在人才选拔、阶层流动方面尝试过察举法、对策法、九品中正制等许多方式，但结果都不太好。


      察举法时代，普通人想弄张准考证都很难。如果走举孝廉的路，那么就得成为声明遐迩的大V，但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，想成为大V谈何容易？一个自然村落也许一年都难得有人去隔壁县走一趟，以这样的信息传播效率，想名扬天下太难了。而且就算有了准考证，想被政府的观风使们看中，也是极难的事情，考官对考生的评判有极大的主观决定权，并且考生无法申诉复核。这样的高门槛，注定察举法无法为底层人民的阶层跨越理想提供足够通畅的渠道。


      汉武帝时代，朝廷推行对策制：所谓“策”，就是皇帝出题；所谓“对”，就是考生作答。比如武帝曾向董仲舒咨询国政，董仲舒则以著名的“天人三策”应答。对策制度的实践意义很强，但是首先得能获得和皇帝见面的机会，这事本身就极难。董仲舒后来倒是给武帝提出了“考试”的概念，但他所说的考试是针对官员任职情况的考核，与普通人的社会晋升毫无关系。


     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代，吏部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中正制，但是九品中正制考察人物的第一要素却是“门第”，故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。这样玩法，普通人当然是从一开始就出局了。


      上流社会从来就不希望底层社会来分享治理国家的权力，在他们看来，这天下是他们的先辈百战夺来的，这江山自然应当由他们千秋万代地坐下去，这大地上的万物都至于贱民们的利益诉求，本身就不合理。然而，这种高度集权的实际效果并不好。所谓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即便开国先祖们确实天生睿智，但几代之后几乎都成了王衍那样的人物，国家落在他们手里，当然会越来越衰败。而与此同时，底层人民如果长期不能获得阶层跨越，那么整个阶级都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危险的火药桶，随时可能炸毁整个社会系统。


      但即便如此，世界各国的统治阶层普遍依然不情愿开启阶层跨越的龙门，不愿意与普通人分享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。